?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于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現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國光與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法學博士王闖合撰了《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若干問題》一文,對修訂后的公司法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進行了深入闡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現分三期予以刊發,以饗讀者。 ?? 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當今的世界是公司的世界,當今的時代也是公司的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的加快,公司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發揮著令人矚目的重要作用。但由于現行公司法是從行政管理法規脫胎而來,帶有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和較強的計劃經濟痕跡,因而已難以適應現實的需求。此次對公司法的修訂,結束了現行公司法的過渡性法律地位,是完善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一步,它將對公司訴訟案件的審理帶來重要影響。 ?  這次修訂公司法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把公司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修改為任意性規范,減少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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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討

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若干問題(上) 李國光 王 闖

時間:2005-12-19 02:11:59  來源:  作者:

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若干問題(上)

——貫徹實施修訂后的公司法的司法思考

李國光 王 闖

????? 編者按: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于2005年10月27日修訂通過,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現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國光與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法學博士王闖合撰了《審理公司訴訟案件的若干問題》一文,對修訂后的公司法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進行了深入闡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現分三期予以刊發,以饗讀者。

?? 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當今的世界是公司的世界,當今的時代也是公司的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的加快,公司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發揮著令人矚目的重要作用。但由于現行公司法是從行政管理法規脫胎而來,帶有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和較強的計劃經濟痕跡,因而已難以適應現實的需求。此次對公司法的修訂,結束了現行公司法的過渡性法律地位,是完善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一步,它將對公司訴訟案件的審理帶來重要影響。

?  這次修訂公司法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把公司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修改為任意性規范,減少法律強制性干預,增強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賦予公司團體更多的意思自治。人民法院在介入公司內部法律關系時,當審慎而為,給公司自治留下足夠的空間。對于公司章程的效力問題,人民法院要審慎處理。公司股利分配的數額,原則上屬于公司自治和股東自治的范圍,人民法院不宜越俎代庖。人民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可以參考經營判斷規則精神,考量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

一、公司訴訟的司法權適度干預問題

?  美國學者巴特爾曾指出:“有限責任公司是當代最偉大的發明,其產生的意義甚至超過了蒸汽機和電的發明。”有限責任公司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組織形式,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有力杠桿。因此,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當今的世界是公司的世界,當今的時代也是公司的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的加快,公司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資源、環境、就業、市場以及社會和諧穩定等各個方面,發揮著令人矚目的重要作用。

?  現行公司法是適應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特殊需求而制定的重要企業法律,其于1994年7月1日開始實施后,在規范和推動公司設立、運營方面的積極作用日益凸現,不僅加快了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步伐,而且促進了公司型的非公有制企業的日益壯大。可以說,現行公司法在啟動我國企業制度改革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糾紛案件數量也一直以逐年雙位數的比例上升,至1999年達到頂峰,約150多萬件,爭議標的數額近6000億人民幣,占當年全國GDP總數的8%。2000年以來,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公司糾紛案件繼續大幅度增加,幾乎涉及民事訴訟中的公司糾紛16種案由,數量比較集中體現在:股權確認和股權轉讓、侵害股東權、確認股東大會決議無效、股東不履行對公司義務、參股經營、股東會議召集權、公司決議侵害股東權、股東知情權案8種糾紛案件。但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現行公司法在立法觀念、立法體系、立法技術等方面原本存在的問題也日益明顯。由于這部法律是從行政管理法規脫胎而來,帶有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和較強的計劃經濟痕跡,民事權利義務規范欠缺,特別是對程序性法律規范規定較少,已經妨礙了公司與股東尋求司法救濟的通道,因其可訴性和操作性不強致使當事人在公司設立與運作實踐中面對諸多法律糾紛時手足無措,進退失據;一些重要的實體制度和訴訟制度,諸如法人人格否認、關聯交易、公司僵局、股東代表訴訟等制度的缺失,以及公司法理論儲備和法院判例積累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審理這類案件時面臨無法可引的窘境。一言以蔽之,現行公司法的原有法律條款已難以適應現實需求。

?  為緩解公司法審判實踐中無法可引的問題,人民法院并未袖手旁觀、坐等立法體系燦然大備后才開始介入公司生活,而是積極地投身于規范和推動公司活動的大業中來。人民法院審理公司糾紛案件中在依據民法通則、公司法、相關司法解釋的同時,也參照國務院的行政條例、命令、通知等;北京、浙江、江蘇等一些省、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在調研的基礎上也出臺了一些內部的審理公司案件的指導意見,以統一當地法官的裁判思維,維護司法尊嚴。由于一些審判依據層次不高、漏洞不少,加之各法院所處地理位置及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致使公司糾紛案件審判隨意性較大,地方和部門保護色彩較濃厚,案件審理水平呈不均衡狀態。公司糾紛案件不僅成為民商事審判工作中最富爭議的一個方面,也是民商事審判極需規范和加強的一個部分。為提升全國法院審理公司糾紛案件的水準,最高人民法院在認真領會相關法律立法本意的基礎上,總結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實踐,并廣泛地聽取各界意見,在2003年下半年推出《關于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征求意見稿》,并在《人民法院報》和相關網站刊登。但隨著公司法修改工作的啟動,為穩妥起見,最高人民法院暫時擱置《公司法解釋草稿》,待公司法修訂后再作處理。

?  2005年10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法修訂草案,結束了現行公司法的過渡性法律的地位,可謂完善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要一步,必將對規范和發展我國公司制度,進一步發揮公司治理結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勝利實現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在新的發展起點上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一五”規劃的主要目標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在此次修訂和審議過程中存在諸多爭議,但它畢竟是一部全面修訂的法律草案。修訂后的公司法主要解決公司訴訟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重大問題與現實問題,諸如公司設立制度、一人公司制度、公司資本制度、公司治理結構制度、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股東權保護制度、關聯交易規制制度等;修改、完善了很多亟待明確和可操作的內容,吸收了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釋內容和國際通行規則、訴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公司法的可訴性。從審判理念、實體程序選擇直至執行,修訂后的公司法都將對公司訴訟糾紛案件的審理帶來一系列重要影響。以下六個方面是貫徹實施修訂后的公司法中應當密切關注的問題,也是努力提高公司訴訟審理水平的著力點。

?  公司法調整的范圍有兩個層面:一是公司的全部組織關系,包括發起人、股東間關系,股東與公司間關系,公司組織機構間關系,公司與國家主管機關間關系;二是公司股票發行、資本增減、股份轉讓等與公司組織有關的部分經營關系。公司法調整的對象主要側重于公司的組織關系和內部關系,對公司的經營關系和外部關系則是次要的、輔助的。這次修訂公司法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則,把公司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修改為任意性規范,減少法律的強制性干預,增強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賦予公司團體更多的意思自治。例如,表決權的確定、紅利的分配方式、出資的估價、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權利劃分、對外投資和擔保等,均由公司章程確定。有鑒于此,人民法院在審理公司糾紛案件時,應當在審判理念、指導思想、實體處理和自由裁量等諸方面堅持適度干預的原則,積極且審慎地對公司活動進行司法干預,這是在公司法領域實現公平與正義的必要條件。

?  (一)審判理念:堅持私法自治原則

?  堅持私法自治原則,尊重公司團體自治和決策,處理好依法干預與公司自治之間的關系,可謂人民法院審理公司糾紛案件之關鍵所在。“商事法是一切法律中之最屬方式自由的,而同時又是最為方式嚴格的法律”(參見張國鍵:《商事法論》三民書局印行,1980年版,第24頁)。現行公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就在于,幾乎很少給公司自治留有空間,事無巨細,一斷于法。實踐證明,這種以法律包攬一切的做法不僅是不可行的,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公司活動的千差萬別決定了公司治理不可能千篇一律。有鑒于此,人民法院在介入公司內部法律關系時,應當審慎而為,給公司自治留有足夠的空間。人民法院不能以司法權取代公司正常的商業判斷,而是要尊重正常的商業判斷。法官并不適合在所有情況下都能作出賢明、公平的決策,即使法官出于良好的愿望也是如此。通常而言,對于那些公司內部的事務主要應由公司根據章程進行公司自治,只要公司自治的內容無礙于交易安全、社會穩定,即應尊重其依據商業考慮獨立決定自己的事務,尊重他們的意思表示自由和民事行為自由,承認公司自治的效力。只有對于那些涉及到組織健全、交易安全的問題,諸如控制股東、董事以及高級管理人員濫用私法自治和民事行為自由而導致公司法律關系中當事人的權利和合法利益受到損害的,人民法院才能依法干預,以司法判斷取代商業判斷。

?  (二)指導思想:審慎對待公司章程效力

?  人民法院堅持私法自治的原則和審判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審慎處理公司章程的效力問題。公司章程是公司內部契約,是當事人就公司重大事項的預想,根據實際情況通過多輪反復協商達成的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的妥協,包含著決定公司今后發展方向和權利分配等重大事項,有理由得到尊重。同時,公司章程是公司設立的必要條件,公司登記機關將章程的審查作為登記公司的重要前提,因此亦有理由得到尊重。一般而言,公司章程的內容包括絕對必要記載事項、相對必要記載事項和任意記載事項。修訂后的公司法第25條、第84條分別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就是公司法對公司章程這一內部契約的限制;如果存在欠缺或是瑕疵,則可以由當事人協議補充或根據公司法人規定予以補救,而不必然導致公司章程無效或解散公司。公司章程的合法性的實質是公司的效力問題。輕易否定公司章程,不僅會使業已進行的公司行為變得更為復雜,并加重股東責任;而且有損于債權人利益,影響社會經濟的穩定。

?  (三)實體處理:不宜干預公司股利分配

?  股利分配取決于公司是否有可資分配的利潤,其具體數額則取決于股東在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上的自由判斷。這種判斷往往受股東近期財富最大化和遠期財富最大化兩種分配理念支配,其本身并無合法與違法之別。此外,股利分配還受制于公司的類別(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公司的經營現狀與發展前景、國內外市場的狀況與稅率的變化等因素。例如,由于上市公司股利率的任何波動,都會向股東或其他廣大潛在投資者傳遞一種該公司經營狀況陷入困境的信號。因此,許多上市公司奉行股利率較為平穩的股利政策,即使公司的營利現狀不能長期支撐此種平穩的股利政策也是如此,此時公司期冀著其經營狀況會在將來有所轉機。很多公司的股東們可能更傾向于以工資、利息、租金等形式分取股利,或干脆不派發任何形式的股利,只待公司資產積累到一定程度,便將其出售以獲利(參見劉俊海:“公司法的修改與解釋:以司法權的適度干預為中心”,載于《法律適用》2005年第3期)。可見,公司股利分配的數額,原則上屬于公司自治和股東自治的范圍,人民法院不宜越俎代庖,避免司法專橫。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公司法雖然將公司股利分配權規定由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行使,但這并不意味著股利分配行為完全游離于司法審查范圍之外。根據修訂后的公司法第22條之規定,人民法院對股利分配行為的司法審查的落腳點應當放在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程序性瑕疵上,即如果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決議無效的確認之訴。同樣,在公司管理層或者控制股東濫用資本多數決原則,故意過分提取公積金,而不分配股利或者很少分配股利并以其作為壓榨小股東手段時,受害股東亦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強制公司分配股利之訴。

?  (四)自由裁量:參考經營判斷規則

?  人民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可以參考經營判斷規則精神,考量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經營判斷規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是美國各州法院發展出來并普遍使用的一項免除公司董事就合理經營失誤承擔責任的法律制度(參見(美)羅伯特·W·漢密爾頓,劉李勝譯:《公司法概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頁)。美國法學會《公司治理原則》第4.01條第3項規定,作出經營判斷的董事或者經與作出判斷的內容沒有利害關系;有正當理由相信其在當時情形下掌握的有關經營判斷信息充分、妥當、可靠;有理由認為其作出的經營判斷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的,就應當認為其誠實地履行了義務,對由此發生的合理經營判斷失誤造成的損失,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責任。“經營判斷原則與董事注意義務之間存在一致性,若董事在作出引起爭議的經營判斷時盡了一個理性人所承擔的謹慎行為的注意義務,那么,即便這種行為的結果最后被證明是一種失誤判斷并給公司帶來損失,董事也不負賠償責任”(參見張民安:《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頁)。這意味著,經營判斷規則僅僅保護無過錯的董事行為而不保護董事的有過錯行為。

?? 由此可見,經營判斷規則不僅符合公司經營業務的復雜性和商業決策自身的特點,而且符合董事會這一公司治理機構的運作特點,有利于鼓勵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大膽經營、積極進取,更有效地為公司與股東們創造價值。如果不排除法院對于合理經營判斷的不必要干預,就不可能消除董事的畏縮心理,公司的經營也會因此而裹足不前。因此,人民法院對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進行分配裁量時,考慮經營判斷規則中關于經營合理判斷失誤的精神,不失為一種有益的選擇。

二、公司法定資本制與股東瑕疵出資的法律責任

?  公司資本可謂公司賴以生存的“血液”,不僅是公司運作的物質基礎,也是公司對外承擔債務的物質保障,具有標志公司信用的特殊功能。因此,公司資本制度是公司法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制度形式,貫穿并支撐著公司法律體系,發揮著核心的引導性作用,體現了公司法律規則的定位。修訂后的公司法在資本形成制度中并未采取授權資本制,而是繼續采用法定資本制度,旨在鞏固公司資本結構,維護社會交易安全和經濟秩序;同時根據我國出資人的經濟現況,將原有的全額繳納制修改為認繳制,即認購出資(或股本)分期繳納,不再需要一次性實繳。第26條將有限責任公司最低注冊資本由10萬元、30萬元、50萬元,一律降為3萬元;第81條將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冊資本額規定為500萬元;并允許股東或發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內分期繳足,投資公司進一步放寬至5年。可見,修訂后的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資本制加認繳制的結構,這不僅彰顯了公司法降低公司設立門檻,設立公司更加簡便,鼓勵投資創業的價值取向,而且意味著修訂后的公司法已經建立了我國自己特有的、適合國情的資本制度。

?  在法定資本制下,發起人或者股東繳納出資既是股東對公司的義務,也是股東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物質前提和公司對外承擔民事責任的物質基礎。公司訴訟案件的司法實踐表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出資糾紛尤其是股東瑕疵出資引發的出資糾紛占據相當比例。由于現行公司法對股東瑕疵出資的構成以及民事責任承擔方面的規定過于原則,加之實踐中公司運作不甚規范,致使審判實踐意見不一,分歧較大。盡管修訂后的公司法在第28條、第31條、第36條、第92條、第94條、第200條和第201條等規定了處理原則,但因其規定尚嫌簡略且可操作性弱,實際處理難度較大,故股東瑕疵出資的法律責任依然是人民法院必須應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  (一)股東瑕疵出資的現實表現

?  股東瑕疵出資主要表現為股東根本未出資、未足額出資、未適當出資和抽逃出資等違反公司法關于股東出資義務的情形。基本可以歸納為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兩類。

?  虛假出資是指股東表面上出資而實際未出資,本質特征是股東未支付相應對價而取得公司股權,如公司法第200條所指的情形。實踐中主要表現為:(1)以無實際現金或高于實際現金的虛假銀行進賬單、對賬單騙取驗資報告,從而獲得公司登記;(2)以虛假的實物投資手續騙取驗資報告,從而獲得公司登記;(3)以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出資,但并未辦理財產權轉移手續;(4)作為出資的實物、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土地使用權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價額;(5)股東設立公司時,為了應付驗資,將款項短期轉入公司賬戶后又立即轉出,公司未實際使用該款項進行經營;(6)未對投入的凈資產進行審計,僅以投資者提供的少記負債高估資產的會計報表驗資(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關于股東瑕疵出資及其民事責任的認定”,載《中國民商審判》總第3卷,第62頁)。

?  抽逃出資是指股東在公司成立后將所繳出資暗中撤回,如公司法第201條所指之情形。實踐中的典型表現形式為:(1)控股股東利用其強勢地位,強行將注冊資金的貨幣出資的一部分或全部抽走;(2)偽造虛假的基礎交易關系,如公司與股東間的買賣關系,公司將股東注冊資金的一部分劃歸股東個人所有;(3)將注冊資金的非貨幣部分,如建筑物、廠房、機器設備、工業產權、專有技術、場地使用權在驗資完畢后,將其一部分或全部抽走;(4)未提取法定公積金或者法定公益金或者制作虛假財物會計報表虛增利潤,在短期內以分配利潤名義提走出資;(5)抽走貨幣出資,以其他未經審計評估且實際價值明顯低于其申報價值的非貨幣部分補賬,以達到抽逃出資的目的;(6)通過對股東提供抵押擔保而變相抽回出資等(參見席建林:“試論公司股東抽逃出資”,載《中國民商審判》總第4卷,第215頁)。

?  (二)股東瑕疵出資的責任

?  為保證公司資本的充實,維護公司出資股東、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公司的發起人或股東應當承擔相應的瑕疵出資責任。

?  1.虛假出資股東的責任

?  (1)虛假出資股東對公司和其他股東的違約責任

?  在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發起人協議自然對所有發起人具有合同約束力,違反該協議而未繳納或未足額繳納出資的,即構成違約。在公司成立后,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抑或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是規范公司的組織關系和活動方式的總規則,由全體股東或發起人共同約定且簽署,故而公司章程具有契約性質(參見范健、蔣大興:《公司法論》(上卷),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頁)。公司章程對所有股東和公司都有約束力,公司章程上所記載的股東出資額必須充足,否則構成違反股東承諾。修訂后的公司法第28條第2款、第84條第2款分別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發起人的違反公司章程或發起人協議而未繳足出資的違約責任。該違約責任當屬嚴格責任,無論瑕疵出資股東主觀上是否有過錯,皆應對公司和已足額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

?  (2)虛假出資股東對公司的差額補充責任

?  修訂后的公司法第31條關于“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后,發現作為設立公司出資的非貨幣財產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價額的,應當由交付該出資的股東補足其差額;公司設立時的其他股東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和第94條關于“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發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繳足出資的,應當補繳;其他發起人承擔連帶責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發現作為設立公司出資的非貨幣財產的實際價額顯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價額的,應當由交付該出資的發起人補足其差額;其他發起人承擔連帶責任”之規定,構成虛假出資股東差額補充責任的法律根據。差額補充責任的實質是資本充實責任,是公司法上的一種特殊的民事責任制度,其目的在于公司設立者之間建立一種相互督促相互約束的出資擔保關系,以確保資本充實,維護公司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權益。

?  差額補充責任既是公司的法定責任,不以公司設立者的約定為必要,亦不能以公司章程或股東大會決議來免除;亦是一種連帶責任,全體公司設立者中的任何一人對資本不足的事實均負全部充實責任。之所以使其他股東或發起人承擔連帶責任,理由有三:其一,如果在公司成立后發現存在出資瑕疵情形,原本應該導致公司設立無效。但若按無效處理,不但辜負多數股東或出資人與其他人對公司成立的期待,而且重新設立公司將導致社會成本的增加和資源的浪費,因此通過設立其他股東或者發起人連帶認繳的資本充實責任,可以回避公司不能成立或設立無效情形的發生。其二,我國公司實踐已經證明,其他股東或者發起人對虛假出資行為的發生往往是明知的,甚至參與共謀、以虛假文件騙取公司登記。既然存在過錯,自應承擔責任,公司法規定其對公司承擔連帶責任體現了法律要求的誠信原則。其三,設定連帶責任制度,不僅可以更有效地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也可以在公司設立者之間產生互相監督、自覺約束的制約力,減少諸如虛假出資、抽逃出資之類現象的發生。

?  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是:在非貨幣財產出資場合,純粹因市場行情變動而導致的出資差額,是否應由出資股東承擔出資不實的民事責任?因為非貨幣財產出資股東對其非貨幣財產的市場行情并無控制力,因而對出資差額的出現并無任何過失。根據修訂后公司法第26條和第81條等規定,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或發起人)認繳(或認購)的出資額(或股本總額)。由此可引申出這樣一個原則:股東應當出資的價額由公司章程確定,而實際出資的價額以公司成立時所交付的為準。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即便在制定章程時依當時的市場行情進行了正確的評估作價,如果公司成立時市場行情顯著跌落,公司實收資本便在實際上低于章程所定資本,因此造成出資不實的結果與非貨幣財產過高作價在客觀上是一樣的。所以,非貨幣財產出資時對差額的補充責任,就是要保證公司設立后,其實收資本與章程所定資本確為一致。“不僅當然適用與當初財產過大評價的情況,亦適用與因經濟變動而導致物價下跌的情況,是為公司資本充實而設定的無過錯責任”(陳甦:“公司設立者的出資違約責任與資本充實責任”,載于《法學研究》1995年第6期)。

?  (3)虛假出資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的債務清償責任

?  我國公司法實行法定資本制,注冊資本制度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保護債權人利益,維護交易安全;虛假出資或出資不實均屬于欺詐行為,債權人相信公司資力而與其發生交易,其期待利益是全部債權的實現,由于股東的欺詐行為使其受到損失且無法實現期待利益,因此確立虛假出資股東對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實屬必要。

?  鑒于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是認定公司法人獨立人格的重要因素,據此,虛假出資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的民事責任亦可區分兩種情形:其一,各股東實際繳納的注冊資本之和未達到法定最低限額的;其二,各股東實際繳納的注冊資本之和未達到公司章程規定的數額,但已達到法定最低限額的。根據公司法定資本制和修訂后的公司法第31條、第94條之規定精神,在第一種情形中,各股東不論自己是否已經履行了出資義務,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因為依據公司法理,此種情況下的公司仍屬于公司設立階段,尚不具備獨立的法人格,各股東在公司設立過程中的關系視同合伙,所以對此期間發生的虛假出資行為,應當按照合伙關系對共同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在第二種情形中,由于其已經達到公司法規定的最低限額,故應認定公司已經具備獨立法人格,公司股東亦應受到有限責任原則之保護。考慮到未足額出資的過錯,未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應在實繳資本與應繳資本的差額范圍內向債權人承擔清償責任,已經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在未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不能履行的范圍內向債權人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未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對公司負有補足出資的法定義務,其在出資不足的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清償責任,屬于代位履行責任。已經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對公司資本不足主觀上存在過錯,也有代位履行的義務。因為法律已經規定了股東關于出資問題的內部制約機制,股東之間有義務互相監督出資情況。此外,公司股東比債權人更有條件防范出資不實,且對出資不實的股東享有追償權,從利益平衡的角度,其也應當先于債權人承擔風險責任。
?  已足額繳納出資的股東對公司債權人承擔責任后,可以違約為由向未履行出資義務的股東行使追償權。在股東瑕疵出資未導致公司注冊資本低于法定最低限額的情況下,各出資未到位的股東在各自出資的差額范圍內分擔責任。在因多名股東出資不實導致公司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情形下,出資不實的股東之間可按其實際出資額與應出資額的差額比例分擔責任(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二庭:“關于股東瑕疵出資及其民事責任的認定”,載《中國民商審判》2003年第1卷,第72頁)。
?  2.抽逃出資股東的責任
?  (1)抽逃出資股東對其他股東的責任
?  股權平等是公司法規定的重要原則,股東應當按照其出資比例享有利益;而股東抽逃出資后仍享有股權利益,顯然是對其他股東利益的變相侵占。在此情形下,已足額出資股東既可以根據公司章程之規定,要求抽逃出資的股東承擔違約責任;也可以根據修訂后的公司法第152條之規定,在公司怠于行使其追償權時,代表公司提起間接訴訟,要求將抽逃的資金退還公司。
?  (2)抽逃出資股東對公司的責任
?  根據修訂后的公司法第3條之規定,公司享有法人財產權。由于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嚴格分離是公司法人格獨立的前提,因此,股東在出資后又抽逃其出資的,已經構成對公司法人財產權的侵害,故公司有權起訴抽逃資金股東,要求其歸還所抽逃的出資。
?  (3)抽逃出資股東對公司債權人的民事責任
?  公司資產是實現公司債權人債權的重要保障,股東抽逃出資必然削弱公司的償債能力并增加債權人的風險,從而對公司債權人構成侵害;同時,抽逃出資亦屬民事欺詐行為,公司債權人因股東的欺詐行為而遭受之損失,理應獲得賠償。

?  股東在公司成立之初尚未正常經營之前即將資本抽逃,使公司所余凈資產達不到法定最低注冊資本額的,在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應由股東承擔無限清償責任。在公司成立后,股東以各種方式抽逃資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償債務時,股東應在所抽逃資本范圍內承擔清償責任。
?  由于抽逃出資是一種帶有欺詐特點的隱蔽性違法行為,其他股東通常并無過錯,加之修訂后的公司法第31條、第94條主要適用于股東虛假出資之情形,因此在抽逃出資的股東不能清償時,不宜判令其他未抽逃出資的股東承擔責任。但其他股東同意或協助該股東抽逃出資的,則應當在抽逃出資的范圍內和抽逃出資的股東一起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  在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是審查認定股東抽逃出資行為的關鍵所在。正是因為股東抽逃出資行為多以隱蔽的方式進行,而且其關鍵證據諸如公司的業務往來賬冊、資產負債表等會計賬目均保存于公司內部,所以作為原告的債權人難免存在舉證方面的困難和障礙(參見席建林:“試論公司股東抽逃出資”,載《中國民商審判》總第4卷,第225頁)。為此,在審理股東抽逃出資的糾紛中,應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之規定,對于股東是否抽逃出資,原則上應當由債權人舉證,但不宜過于苛刻,只要其能舉出使人對抽逃出資的行為產生合理懷疑的初步證據或者有關線索即可。此時,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被告提供相關證據,以證明其不存在抽逃出資的行為諸如公司與股東之間存在合理的對價關系等;否則,即可認定其存在抽逃出資的行為。
?? (三)“過橋借款”繳納出資的股東責任
?  公司股東的自有財產出資不存在爭議,但股東借款出資卻極易引發糾紛。其中,公司股東通過“過橋借款”繳納出資,是司法實踐中最常見、也是最富爭議的情形。“過橋借款”是社會概念而非精確的法律術語,通常指公司股東為履行出資義務從第三人處取得借款;股東將借入資金交付公司并取得公司股權后,再將公司資金直接或間接地歸還給出借人,用以抵銷股東對出借人的欠款。在形式上,“過橋借款”出借人獲得清償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股東將公司資金轉入股東名下,并以股東名義向出借人償還借款、清償債務,公司財務記載公司對股東的應收款;二是股東以公司名義將資金直接支付出借人,公司財務記載公司對出借人的應收款。無論出現何種情況,公司股東都在設立公司之前就存在著主觀故意。基層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在處理此種案件時,大部分都是以股東抽逃出資或虛假出資進行處理。只要出借人借此實現了債權,即可認定股東采取“過橋借款”出資。但如果出借人與股東、出借人與公司簽署有合法的協議,且根據協議出借人向股東、公司向出借人都收取合理報酬或價款,且這一報酬都在法律允許的民間借貸利率之內,似乎不宜認定公司股東以“過橋借款”方式繳納出資,不過這已涉及到非金融企業之間的融資的合法性問題。
?  眾所周知,法定資本制要求公司名義資本與實際資本相一致,同時也要求股東名義持有的股權須與實際出資相一致。顯而易見,“過橋借款”不僅會導致公司名義資本與實際資本之間的差異,而且將導致股東名義股權與實際股權之間的差異,從而背離法定資本制和實收資本制的要求。我們認為,股東以“過橋借款”出資,其主觀目的在于取得以公司名義從事經營的資格,而非按照出資數額或者比例承擔投資風險、取得投資收益。據此,應認定利用“過橋借款”出資的股東具有名義股東身份而無實質股東身份。這種認定意義有三:其一,未出資股東應繼續承擔出資義務,避免股東借機逃避出資義務;其二,未出資股東失去了利潤分配權利;其三,公司債權人可根據代位權直接向未出資股東提出追索,以落實公司法保護債權人的法律理念(參見葉林、王世華:“公司法定資本制的檢討”,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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